丹尼·古尔德目睹了这一切。在埃塞克斯郡(Essex)的一个议会庄园遭遇困境后，他在伊比沙岛(Ibiza)找到了逃避的地方，在那里他与人共同创立了传奇俱乐部Clockwork Orange。然而，他对深夜放荡的嗜好——丹尼精神错乱而无情的享乐主义使他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岛上的传奇人物——使他陷入了一个几乎从未走出的陷阱。
在这里，他向我们讲述了他在这个岛屿的辉煌岁月里为自己打造的狂野派对生活方式，以及他陷入沉迷的黑暗漩涡。
现在是早上8点，有人把烧烤打火机的凝胶倒在我们伊比沙别墅的家具和地板上。
当他点燃它时，另一个朋友走了出去，透过窗户向我们发射了催泪瓦斯。然后另一个同伴向房间里扔了一个空气炸弹烟花。人们咳嗽、吐痰;到处都是烟和火。这是我的提示，让大家注意桌子上的九行齿轮:是时候了。
如果你想知道，这里的重点是“有趣”。这种场景只是发条别墅的常规场景。在我们的酒吧里，每一个晚上都是疯狂的: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能把疯狂推到多远。我们是瘾君子，在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每一季的每一天都搞砸了。如果你没死，第二天你就有故事可讲了。
事情是怎么发展到这个地步的?你可以说这是从我八岁第一次喝醉开始的。1980年足总杯决赛那天，妈妈像往常一样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去上班，明确告诉我不要碰冰箱里的三个绿色罐头。显然，我坐下来看了西汉姆的比赛，把它们都喝光了。在我的童年，我被允许放纵自己。我没有爸爸，我妈妈是个酒鬼，如果家里没有东西，她就会让我出去偷牛奶或食物之类的东西——我们住在埃塞克斯的一个政府住宅区，收债的人总是敲门。
我越看越清楚，我明显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或者处于谱系中:我在学校不能集中注意力，整天都在闲逛。上学期间有儿童心理学家，放学后也有儿童心理学家。我是那种精力总是比别人多三倍的孩子，所以当我12岁开始适量喝酒和吸气溶胶时，一切就开始了。14岁的时候，我和大男孩们一起出去，第二天带着宿醉去上学。
放学后，我潜水，做各种各样的工作。我20岁的时候在我住的地方的一个建筑工地工作，但从伊比沙岛回来后，我就放弃了。我记得我和妈妈住在一起有个人来敲门。我妈妈说:“这个人是领养老金的人;我已经为你安排好了，等你长大了，你就开始向其中的一家付钱。”我叫他滚蛋，我只是想赚钱来岛上度暑假。
我第一次来伊比沙岛是17岁，但直到1993年我22岁的时候，我才和朋友安迪一起创办了Clockwork Orange俱乐部之夜。想象一下，在晚上开始的时候，一个年轻的酒鬼得到了一本书，里面有50张饮料代金券——显然，我自己喝了大部分。它就像一个仙境。如果我不是那3600人中最操蛋的，我就会觉得自己失败了。那时，我和我的朋友们没有足够的钱买可卡因——主要是酒和酸——但随着我们赚的钱越来越多，我们的生活开始变得奢侈。
到90年代中期，我们每周为别墅买两盎司的装备，外加无尽的药片和大麻。如果我们没有派对，我们就会举办我们自己的派对，通常两到三天不睡觉的狂欢。最长的一次狂欢可能是在周三到周日，然后睡了四个小时，然后直接进入太空，一直持续到周一。我们在伊比沙岛的整个时间里，每天晚上每天都在上面——嗯，除了每个季节有一个星期我病得不能下床，因为我的肾脏疼得厉害。
这一切也都发生在一条普通的住宅区街道上——警察会在周中凌晨3点过来，我们都穿着女人的衣服，开泳池派对，我去说西班牙语，假装这是我的生日。他们会让我小声点，而我的毒贩们则飞快地跑过别墅的围墙，消失在黑暗的山间。
黑暗的一面也以其他方式存在，因为我们的上瘾不断增长。26岁时，我开始看到精神错乱的东西，和想象中的人物打架，变得如此偏执，以至于每天晚上都拿着刀搜查房子。我和我的朋友们会躲在漆黑的房间里，从窗帘里往外偷看，以为有人在那里，或者我就会在椅子上呆上几个小时:我们的家变得像一个吸毒的房子。一年后，我的朋友们开始吸毒过量，在派对上与死神调情，而我们都只是在他们醒来后继续——这是硬核。
我终于在2001年离开了Clockwork和Ibiza，当时情况发生了变化，一切都崩溃了。尽管如此，我在英国还是继续过着这样的生活:我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喝酒和吸毒上。2003年，31岁的我回到伊比沙岛参加派对时，我意识到自己再也做不下去了。一夜狂欢之后，我泣不成声，哭着给妈妈打了个电话，用的是别人的电话，因为我没有信用——这位前“伊比沙岛之王”的名字里连一分钱都没有。第二天我上了飞机。
回到家的那天，我去了V音乐节，并向我所有的朋友宣布我不再参加了，但他们不相信我，所以我最终按下了“去他妈的按钮”。我疯了，惹了一大堆麻烦——掐脖子，抽那个，吃这个——这一切都让我的头疼得要命，感觉真的要爆炸了。然后，不知怎么的，我第二天早上醒来，睁开一只眼睛，就知道一切都结束了:我的毒瘾消失了。我已经戒酒21年了，再也没有碰过酒或毒品。
最容易的部分是醒来后意识到戒掉了毒瘾，最难的部分是连续8年参加嗜酒者互诫会，每周，每周三到四次。从研讨会到静修，这是八年的艰苦工作。当我戒酒九年后，我终于准备好再次和我的Clockwork商业伙伴一起开派对了，从那以后，我们举办的节日和晚会比我们醉酒时要成功得多。
2014年，当我们在伊比沙岛重新开业时，我终于与那里和解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把我的上瘾归咎于这个岛，但当然，这都是我的错。现在这个岛对我来说是一个精神上的地方。当我之前降落的时候，我只想着我们要坐什么飞机，我们要去哪里聚会。但是现在，我开车穿过乡村，看到当地人，听西班牙音乐，买西班牙食物，站在我的西班牙房子里，俯瞰大海，我就像在天堂一样。我不后悔自己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所有摧毁我的东西，都让我变得更强大。
我告诉@becky_burgum
丹尼的故事也将作为伊比沙毒枭的一部分被讲述，可以在天空纪录片上观看现在和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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